□墨凝
我上小学时，村里不足百户人家，一条土路贯穿东西，把小村分成两趟街，路南叫前趟街，路北叫后趟街。村小学校建在后趟街偏东的位置上，三间茅草土坯房，中间一道墙隔成两间教室，东间是一年级，西间是二年级，两间教室只有一个房门，门在一年级那边，二年级学生出出进进，都要从一年级的教室通过，一年级和二年级因此总吵架。一年级觉得二年级不应该走他们的教室，二年级觉得一年级同学矫情，两个年级共用一扇门，门又开在你们那边，不走你们的教室难道让我们跳窗户吗？二年级的学生气不过，就编排一套嗑：“一年级小豆包，一打一蹿高。”一年级的同学也不示弱，也编排了一套嗑：“二年级小豆粒，一打一放屁。”就这样打打闹闹的。
除了黑板和教鞭是木头做的之外，学校的一切都是泥土垒成的。课桌是用土坯垒成框架，框架上铺一层葵花秆儿，葵花秆儿上再抹一层厚厚的泥巴，泥巴大都抹得溜平。这样的课桌没抽屉，书包要放在上面。那时我们的书包瘪瘪的，一本语文一本数学，几个薄薄的作业本，一支铅笔，一块橡皮，外加一把七分钱的小刀，几乎就是我们全部的学习用品。凳子更简单，土坯摞在一起，抹上泥就完事。要是不在上面铺个鹅绒垫儿，经常一坐一屁股土，一拍一股烟儿。
老师的讲台和我们的课桌一样也是泥土垒成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课桌很长，四个学生共用，也很结实。老师的讲台就显得有些孤单，总是摇摇欲坠的，我们下课疯闹时都不敢靠近，怕一不留神给撞倒了。
一天上午闫老师领着我们念课文，老师念一句，我们学一句：一粒种子睡在泥土里，他醒过来，觉得很暖和，就把身子挺一挺；他有点儿渴，喝了一口水，觉得很舒服，就又把身子挺一挺……忽然老师前面的讲台歪向一边，闫老师连忙扔下课本去扶，坐在前面的两个学生，也赶忙跑过去帮老师去扶讲台，可讲台还是很不听话地倒了下去，成了一堆泥土。“挺一挺，没挺住！”不知谁调皮的一句话，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课是不能继续上了，同学们纷纷跑回家，有的去拿水桶，有的搬来土坯，有的扛来隔年的葵花秆儿以及和泥用的二齿子……就在学校的操场上，抬水的抬水，和泥的和泥……折腾了一下午的时间，老师带着我们又垒起了一个崭新的讲台。
学校是老房子，老得直掉渣。特别是二年级教室西房山的墙壁，鼓出一个孕妇般的大肚子。黑板就挂在“肚子”的下面，老师每天都用教鞭不知敲打多少遍黑板，震得房梁扑扑往下掉灰尘。乡村的泥土有韧性，轻易不会坍塌或倒下来。老师站在下面很从容，坐在教室里的我们和老师一样很从容。后来西房山墙面的“肚子”越鼓越大，就用两根粗壮的木头支撑着，木头斜成四十五度角，一头杵在地上，一头顶在墙面上，就像一双用力向上托举的手臂，一左一右托举着隆起的墙壁。挂在墙上的黑板，被夹在两根木头中间，显得很滑稽。下课时淘气的同学把两根木头当马骑，还有的学猴子，搂着木头往上爬。可是无论怎么折腾，看起来危危险险凸起的墙壁，一直没有倒下来。
那时候，我们从不关心里倒歪斜的房子，我们关心校园后面地里的麻秆长没长高，麻秆长高了，我们就可以钻进去，在里面藏猫猫，用麻秆编手枪、编腰带、编环状的帽子套在头上，然后学电影里的镜头，趴在垄沟里匍匐前进……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抢一本小人书看，直到把小人书翻烂了……我们纯真得有些傻，一次天空飞过几架喷气式飞机，飞机拉着长长的白线……飞机一直飞没影了，我们还伸着脖子望着天空。一个同学问，飞机飞哪儿去了？一个同学答，钻云彩里去了。另一个女同学就在一旁抹眼泪，担心飞机钻云彩里再也飞不出来了。
我们上学放学从不用家长接送，家长要到地里干活，根本没有闲功夫管孩子。即使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，也很难见到父母。记得有一次下课，我的嘴忽然合不上了，说不出话来。老师赶紧派学生跑到我家里，只有奶奶在家，奶奶迈着小脚来到学校，把我领到与学校只隔一户人家的王兴龙家，王兴龙是我的同学，没有父母，跟着爷爷奶奶过。王兴龙的爷爷奶奶把我们迎进屋里，奶奶说，我孙子的“挂钩”掉了，给端上去！王兴龙的爷爷笑呵呵地用一只手压着我的头，另一只手把我的下巴往上一推，我的嘴就能合拢在一起了，立刻能说话了。
王兴龙家的屋子被灯烟子熏得黑乎乎的，东墙上挂着相框，相框里黑白照片间夹杂着几张彩色的《智取威虎山》画片。小时候我们很皮实，有个小灾小病的，很少看医生，村里有人会些土方法，找他们就解决了。我们很少让家长操心，虽然也经常村里村外地跑，但从没有人跑丢过，那时，没有拐卖小孩的人贩子。
就这样，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在这所土质的小学里读书、玩耍，那三间破旧的泥土校舍，修修补补用了几十年。
后来，妻子成了村小学教师，她走进的教室就是当年我读小学的教室，黑板依旧是那块黑板，只是桌椅早换成了木制的桌椅，曾经鼓着“肚子”的墙面，早已修葺得平平整整，那两根支在墙上的木头，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几年后，村里的小学校拆迁了，学生都到中心小学去读书了。
中心小学校，离村里不超过二里地，学校是淡蓝色的墙壁，淡蓝色的门窗，就连操场也是淡蓝的色调，仿佛梦里的童话世界……
本文来源：黑河日报